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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国家的土地使用制度？

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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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制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占有土地的形式，是土地以及利用土地生产的成果为谁所有、由谁支配的制度。土地的所有制在一国的经济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

1 、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全民所有制，即是土地的国有制；土地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是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所有制的规定，是根据宪法作出的。我国现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2 、长期以来，谁是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代表，一直不清楚。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今后，地方人民政府在土地管理中仍有很大的权力，依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的，只能是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

美国土地管理基本情况

集中、垂直的土地管理体制。代表国家对城乡土地的利用与保护实行统一规划管理；除直接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外，统一管理全国的森林、河流、沼泽、珍稀动物、自然保护区和地表以下所有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对各州和私人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指导、协调和规范；规范全国土地交易行为。199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联邦土地政策和管理法》，在美国这部最具权威的土地管理大法中，对土地管理的地位和职责，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

公私兼有的多元化土地所有制

全美国土面积936.48万平方公里，其中，私人所有的土地占51％，联邦及州政府所有的土地占47％，印第安人保留地占2％。联邦政府的土地，主要包括邦政府机关及派驻各州、县、市机构的土地；军事用地等。

分类实施用途管制的农地保护制度。美国的农地保护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西部荒漠化的日趋严重，美国政府进一步重视对农地的保护。1981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农地保护政策法》，并据此将全国的农地划分为四大类，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

美国还采取推行建立植被、防护林、草地等生态保护缓冲带的做法，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防止了水土流失。

依法、自由、开放的地产交易市场。美国的地产市场十分发达，制度健全，所有的土地都实行有偿使用，在政策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和抵押。

一、英国的土地管制

英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虽然从英国法学理论角度上讲，英国的所有土地都属国家所有，而实际上全英国90％左右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享有永久业权。英国土地所有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土地所有权包括对地下矿藏的所有权。然而英国又是世界上最早通过规划立法限制土地开发的国家。1947年英国制定的《城乡规划法》规定所有土地的发展权均归国家所有，任何人欲开发土地，均须申请并取得开发许可，以获得土地发展权，即更高强度或更高价值的使用权；土地所有者或土地开发者，必须就因获得开发许可而取得的发展价值缴纳发展价值税。此后，英国又在1951、1953、1954、1959、1963年对该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并制定了大量相关法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划立法体系。

《城乡规划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地方规划当局制定弹性发展规划、任何类型的开发活动都必须得到地方规划当局同意，并成立了中央土地局。英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开发许可制度。英国的土地开发许可制度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开发者欲从事地中、地表、地下及地上进行建筑、土木工程、采矿或其他工程，或土地、建筑物任何使用作实质性改变的土地开发行为，均必须向地方规划机关申请开发许可；地方规划机关根据相关政策和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而分别决定是准许开发，还是有限制条件的准许开发，或是不准许。这种先审查后开发的土地开发许可制度，是为了确保把开发建设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英国的城乡规划虽然也对不同地块进行了功能分区。但是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开发者要改变土地的用途即使与发展计划不冲突，也必须得到规划机关的开发许可。另外还规定，土地开发者接到市镇村规划机关的开发许可后，必须在5年内着手开发，以确保规划的实施。例如某土地所有者要在一规划住宅区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建一住宅，也必须取得规划机关的开发许可。即英国的土地用途管制不是通过规划限制来实施的，而是通过是否授予开发者以发展权来进行管制的。另外，英国还在程序和权力上对农地转用地进行了限制，规划机关在审批开发申请时若是对农地的用途变更利用，应向农业部部长咨询，但农业部只是陈述其主张，不得有任何指示；因开发而损失过多的农地的，环境大臣有权收回地方规划机关的申请核准权，以限制开发活动对农地的过度侵占。

二、日本的土地管制

日本现行的土地制度也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土地中个人所有土地占57％，法人所有土地占8％，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所有的土地占35％，其中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占有的土地多为不能用于农业、工业或住宅的森林地和原野。因此在可以利用的土地中，私有土地占很高的比重。为了保护优良农地，日本对农地的购买转用都作出了严格的管制。

一方面，依法划定农业振兴区域范围，在农业振兴区域范围内的优良农地不准任意转用。另一方面，凡进行以农地转用为目的的土地买卖，必须得到都道府县知事或农林水产大臣的许可。

日本的农地一般被分为一、二、三类，不同类别的土地有不同的限制规定，一类农地主要包括生产力高的农地以及公共投资进行土地改良、整理的农地和集团农地，此类农地除公共用途外不得转用。三类农地原则上可以转用，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区划调整内的土地、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区内的农地、铁路及码头、轨道等交通设施需占用的农地、以及宅地占40％以上的街路围绕的区域的农地。二类农地则是介于一、三类之间的农地可有条件转用。应根据农业上的保全需要程度，一宗一宗地排定等级，低等级者可以转用。

此外，根据农地所在的区域与都市规划范围关系不同又可分为市街化地区和市街化调整地两种。在都市计划法规定的市街化区域内的农地，如进行以转用为目的的买卖，必须先向地方的农业委员会申报，但不必得到许可。还规定规划的市街内的农地，则“与宅地同等课税”，以促进其转用，以缓解城市用地的压力，但是采用报务制度，以防止土地投机；而在规划划定的计划调整地范围内的农地转用则采取许可制度，须经许可才能转用，同时还规定，非农民不得取得转用以外的农地。另外，又根据农地转用面积分为2hm2以上与2hm2以下两种情形，2hm2以上的农地转用由当事人备齐所需文件直接向都道府县知事提出，但须与农业委员会联络商量。当事人在契约订立之前，应向地方农政局提出事前审查申请，由农政局和有关机关对选定的土地审查适当与否（主要是从农业上的重要性与事业的必要性进行考虑），作出是否允许转用的决定。但在土地利用计划部门已规划的区域内。

加拿大土地征用制度加拿大地域辽阔 ,所有的土地在名义上属于女皇所有 ,实际上大部分土地归私人所有 ,联邦政府、省（北方地区）及市政府都拥有自己的土地 ,即为国家所有 ,各级政府对自己的土地拥有处置权。征地的范畴依据联邦及安大略省征地法规定 ,征用土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向私人收回土地的一种强制权力。在此 ,征地的目的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 ,征地范围限制在为公众服务的交通、能源、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建设及文物遗迹保护、学校、医院、社会福利等。公共利益的概念是狭义的 ,征地的范围是严格的。

去核：苏联氢弹之父的反思

5.18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1989年12月18日，萨哈罗夫的送葬队伍，从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the Lebedev Physics Institute）行进到莫斯科卢日尼基（Luzhniki）| 图源：Elena Bonner

编者按

继对英国物理学家、核医学家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和美国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的介绍之后，本篇介绍另一位为控制、消除核武器努力奋斗的苏联科学家—— 萨哈罗夫 （Sakharov），为这个 “去核” 的小系列划上句号。

萨哈罗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苏联氢弹项目的主要设计师，被称为苏联的 “氢弹之父”，三次荣获 ” 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Hero of Socialist Labour）” 称号。1953年8月12日，苏联首颗氢弹试爆成功后，面对不断增加的核试验，萨哈罗夫对核武器的危险，包括核辐射对人类 健康 的影响进行了诸多反思。他不断敦促苏联停止核试验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剥夺了所有的荣誉，驱逐隔离到偏远的荒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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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邸利会

责编 | 冯灏

图1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在跨地区人民代表会议上 | 摄影：I. Zarembo

力量的平衡

博士论文答辩后不久，1948年7月，萨哈罗夫被安排进导师塔姆 （Igor Y. Tamm） 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氢弹的研制。

三年前，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受到了斯大林的极大重视，打破美国的核武垄断成了当务之急。他任命贝利亚 （Lavrentiy Beria） 为总负责。臭名昭著的贝利亚，秃头、戴着眼镜，也是克格勃的头。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是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 （Igor Kurchatov） 。在全国的众多秘密设施中，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实验室 （“Laboratory No. 2”） ，以及它的分支机构Arzamas-16是核心。

Arzamas-16 在1946年春天选定，位于莫斯科以东400公里外，靠近Sarov镇。一片大约250公里的隔离区划了出来，就在大森林的边上。宏伟的教堂、恬静的农庄，卧在林间的木屋…… 如果忽略带着倒钩的铁丝网、戒备森严的守卫、排着队早出晚归的劳改队伍，Arzamas-16其实还算是个幽美的居所。

图2 Arzamas-16，也称为Volga office或者Los Arzamas。

1949年8月，苏联的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几个月后的1950年3月，萨哈罗夫从莫斯科移居到了这个秘密基地。

与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莫斯科相比，Arzamas-16就像是天堂，科学家们收入不菲，衣食无忧。甚至政治局里有人抱怨说，这里就像是一个疗养院。

斯大林相信，如果给予这些科学家 “适当帮助”，他们可以和外国科学家一样，出色地完成任务。

尽管情报人员无处不在，揭发举报盛行，每个人都有严苛的保密要求，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却可以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工作。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

萨哈罗夫后来回忆说，他知道核武器的恐怖，没人性，但二战一样的反人道。但二战的时候，他没做成战士，在眼下的这场新的“科学战役”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战士。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注意到，库尔恰托夫不仅口头上说他们是战士，有时候在信件或者备忘录后面的签名都是 “战士库尔恰托夫”。

“我们 （我这里的说法不仅代表我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原则是以一种集体的心理方式塑造的） 相信，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平衡的一种手段，我们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萨哈罗夫说。

在这样的心理支撑下，进行任何有关核武的道德讨论，似乎没太大必要。

至少在1953年苏联试爆第一颗氢弹之前，就个人而言，萨哈罗夫的内心非但没有任何挣扎，还充满着干劲——

“因为全神贯注于这唯一的目标，也许还因为靠近劳改营和严格的管理，我们被激励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除此之外的其余世事，似乎在两道铁丝网之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需要经过多年的时光，剧烈的动荡，新的潮流才能撼动我们的世界观。”

意外的幸运

参加核武器的研制，于萨哈罗夫的学术而言，也是一件幸事。

战后的苏联知识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正经历一场浩劫；而他所在的物理领域，正是因为有了核弹的研制任务，才不至于像其他学科那样惨遭灭顶之灾。

1947年5月，斯大林对三位作家说——

“拿我们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学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在苏联的爱国主义方面，他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对外国文化有一种毫无道理的钦佩。他们都觉得自己还未成年，没得满分，他们习惯把自己想成是永远的学生…… 开始是德国人，之后是法国人，对外国人崇拜…… 一个简单的农民，不会平白无故地摘下帽子，低头；但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尊严和爱国主义，不了解俄罗斯扮演的角色。”

斯大林还给几位作家看了一份即将发表的信，里面谴责苏联科学家，竟把一篇治疗癌症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出版机构发表。

反对外国文化的政治风气让学术平庸的李森科 （Trofim-Lysenko,1898-1976） 嗅到了机会。1948年7月，李森科和斯大林见面，承诺如果允许他击败科学上的反对者，阻止他们干扰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 （Lenin 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马上召开特别会议，审查生物学的现状。李森科在会上的报告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编辑，其中声称，遗传学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传学是资产阶级捏造的学问，旨在破坏真正的唯物主义生物发育理论。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李森科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党中央审查并批准了我的报告”。不久，大量的苏联遗传学家遭到革职，这一学科几乎废掉。

接下来的两年，为了根除外国意识形态的影响，生理学、天文学、化学和民族志方面的会议也相继召开。萨哈罗夫所在的物理学也不例外，一场针对外国物理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大批判正在发酵。

1948年12月17日，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托普切耶夫 （A. V. Topchiev） 为主席的筹办委员会成立，筹划在1949年3月16日召开全苏物理学大会 （All-Union Conference of Physicists） ，讨论苏联物理学的缺点。

然而，大会临近，却突然被取消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指向斯大林，是他命令取消批判大会，原因是怕影响到核武器的研制。

根据物理学家阿齐莫维奇 （Lev Artsimovich） 的说法，在1949年3月中旬，三名顶尖物理学家要求贝利亚取消会议，理由是会影响到苏联的物理学，尤其是会对核武器研制造成干扰。贝利亚说，他自己不能下这个决定，得请示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取消会议，说，“先让他们安心搞。之后我们想枪毙他们，随时都可以”。

就这样，核武的研制部分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1952年，为当年的批判大会准备的部分论文发表，其编辑抱怨说，在和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方面，苏联物理学家落后于农业生物学、生理学等领域的专家。

当然，这两个学科已然遭到彻底清洗。

物理学家朗道 （Lev Landau） 说，核威慑成功的第一个明证就是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图3 萨哈罗夫的导师塔姆（Igor Y. Tamm, 1885-1971），两人曾开启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塔姆因为切连科夫效应的发现和解释，在1958年与另外两名同事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虽然萨哈罗夫的大量时间被紧张的核武研制工作占用，在此期间，他还是和导师进行了有关可控核聚变的研究。

这项研究在1951年写就，7年后，苏联科学院在日内瓦和平应用原子能会议前夕以俄文出版。其核心思想是用环形磁场，约束炙热的等离子体。他们的这项工作是之后托卡马克 （Tokamak） 等类似装置的发端。

萨哈罗夫到Arzamas-16三年多后，氢弹研发取得了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10月，32岁的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一年，他还被授予了斯大林奖、列宁奖、 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5年11月12日，苏联氢弹再次试验成功，次年，萨哈罗夫又被授予了列宁奖、 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萨哈罗夫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成了苏联的 “氢弹之父”、民族英雄。

他说，“为我们的国家，为世界力量的平衡而制造一件属于苏联的核武器，对这个的重要性我毫不怀疑。被繁重的任务所占据，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独创或与人合作提出了几个关键想法。”

不过，在这之后，随着苏联继续核武的大规模试验，他的内心起了变化。

良心的拷问

在1955年的那次核爆之后，萨哈罗夫就表示，希望这样的武器永远不被使用。然而，当时核爆试验的负责人给他讲了一则寓言，言外之意，这不是萨哈罗夫他该操心的事。

之后，萨哈罗夫也请库尔恰托夫去找赫鲁晓夫 （Khrushchev） ，劝说其不要再进行大型的核试验，依然没有成功。

图4 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左）与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右）

1957年，库尔恰托夫请萨哈罗夫写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的 “无污染核弹” （“clean bomb”） 。

萨哈罗夫没有把这项任务简单地当成是宣传，他用当时生物方面的数据，仔细做了估算。他的结论是，一个百万吨级的所谓 “无污染” 氢弹，将产生足够的放射性碳，可以引发全球性的持续恶果，——未来的8000年内，将导致全世界范围内6600例死亡。

1958年，在苏联宣布暂停核试验后不久，萨哈罗夫发表了两篇文章 （“Radioactive Carbon from Nuclear Explosions and Nonthreshold Biological Effects” 以及 “The Radioactive Danger of Nuclear Tests”） 。与美国部分科学家 （如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 以及大多数苏联同事的观点相左，在萨哈罗夫看来，不管核尘降引发的 健康 危害有多小，都已得到科学的证明，那必然就会面临道德上的拷问——这些无辜的生命招惹谁了？

“可怕的罪行已然犯下，我竟无法阻止！无能为力、难以忍受的苦涩、羞耻和屈辱压倒了我。我把脸伏在桌上，哭了起来。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教训：你不能坐在两把椅子上。” 他说。

1961年，萨哈罗夫亲自给赫鲁晓夫写信，坚决要求暂停核试验。1962年，他再次要求不要在大气进行大规模核爆。这些呼吁都遭到忽略。

据说，在一次著名武器科学家出席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晚宴上，赫鲁晓夫当面拒绝了他的请求——

“把政治留给我们…… 我们是专家。你就只管制造炸弹，并测试它们，我们不会干涉你…… 记住，我们必须从实力的角度来执行我们的政策…… 萨哈罗夫，不要试着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或如何表现。我们了解政治。如果我听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我会成为一只水母，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

萨哈罗夫没有放弃。

在苏联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胶着之际，他劝说苏联当局，接受美国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方案。1963年8月5日，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了除在地下外的一切核武器试验。

“我认为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具有 历史 性意义。它挽救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继续进行试验，这些人可能会丧生。也许更重要的是，该条约是朝着降低热核战争风险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对莫斯科条约的贡献感到自豪。” 萨哈罗夫说。

在核武器的研制基本完结后，萨哈罗夫和同事们也陆续回归了学术。

1964年，萨哈罗夫成功阻止了李森科的一位亲信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宣称，李森科应为苏联生物科学的一段可耻时期负责。李森科被斯大林认为是 “生物学的首席”，即使斯大林在11年前就已经死去，公然反对李森科依然需要勇气，毕竟，李森科和台上的赫鲁晓夫依然亲近。

在萨哈罗夫等人的激烈反对下，这位最终未能入选。据说，赫鲁晓夫极为震怒，号称要解散科学院。不过，赫鲁晓夫在当年10月失去了权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萨哈罗夫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努力，挽救了苏联的生物学。1965年，在基础科学上沉寂了16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宇宙学方面的论文。此时的萨哈罗夫也已经意识到，除了科研，他应该承担更多的 社会 责任。

1967年，他准备了一份关于战略平衡和核军备竞赛的秘密备忘录，建议苏联领导人接受美国关于暂停反弹道导弹防御的提议。他认为，这样的防御体系是极其危险的，他称之为 “相互保证的毁灭”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有不如没有。

萨哈罗夫提议将他的建议公开发表在媒体上。他希望，“西方科学知识分子群体…… 在有利的条件下能够遏制他们的 ‘鹰派’。这些团体在莫斯科禁试条约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苏联领导人拒绝了萨哈罗夫的提议，告诉他，手稿 “不适合发表”。

萨哈罗夫决定自己采取行动。

1968年5月，他完成了第一篇非物理的论文——《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学术自由的思考》 （“ Reflection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 。他说，他不认为自己是 “ 社会 问题专家”，但在反导问题引致的热核战争威胁方面，他是顶尖的专家。他希望美苏双方能进行 “公开、真诚的讨论”。

这篇文章指出，在技术层面，热核武器存在三方面的危险，足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首先，热核爆炸有巨大的摧毁能力，一颗 “典型” 的3百万吨级的核弹，其爆炸起火面积是广岛核弹的150倍，100平方公里将被完全摧毁，如果是地面的核爆，放射性尘埃覆盖的致命性暴露区域将达几万平方公里；其次，在研发结束后，核弹和火箭的大规模生产，其成本相对比较低廉，差不多和战斗机成本一样；第三，如果遭遇的是大量携带核弹的火箭攻击，事实上不可能阻止，专家们都很清楚这点。

萨哈罗夫的这份手稿被辗转带到了国外，最终在1968年7月由荷兰报纸Het Porool 和《纽约时报》发表，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他成了世界性的名人。

随之而来的代价是，他被吊销了安全证书，禁止从事任何与军事有关的研究。次年5月，他接受了聘书，回到了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至死不渝

图5 1975年12月11日，萨哈罗夫的妻子邦纳（Elena Bonner）和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克里夫（Tim Creve）在奥斯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邦纳代萨哈罗夫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奖章。

进入1970和1980年代，萨哈罗夫继续大声呼吁，停止核竞赛，进行核裁军。

在1975年，他写道——

“热核武库的无节制增长、累积，走向对抗，带来的威胁是文明的消亡和人种的毁灭。消除这种威胁无疑比国际关系中的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裁军谈判如此重要，它为自杀性核疯狂的黑暗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

这一年的12月10日，萨哈罗夫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表彰 “他为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所作的斗争”。由于不允许出国，妻子代他前往奥斯陆领取了奖章，并发表了 “和平、进步与人权” 的演说。

多年的人权抗争、反战、反核，让苏联当局终于对他忍无可忍。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被无限期地流放至高尔基 （Gorky） ，剥夺了勋章，理由是他不配再拥有这些国家奖项带来的荣誉。

在流放几个月后，6月8日，萨哈罗夫写道——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认为，战争、和平与裁军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绝对的优先考虑。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为将来的进步奠定基础。最紧迫的是采取措施避免核战争，这是现代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人，在这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并相信，包括苏联领导人（也是一样）。”

图6 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右）和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左）

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 （the U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及其部署可能会破坏核平衡。

在度过了五年的时光、经历了几次绝食抗议后，萨哈罗夫迎来了曙光。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 （Chernenko） 去世，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第二年的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返回莫斯科并“继续他的爱国工作”。一周后，萨哈罗夫和妻子返回到了莫斯科。

萨哈罗夫也被批准可以出国访问。他在1988年11月得以第一次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举办的泰勒80岁宴会上，萨哈罗夫和这位美国的 “氢弹之父” 见了面。他谈到自己和泰勒的很多相似之处，也谈到了一些不同。他这样说——

“当时，我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完全相信，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它至关重要。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从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中走出，我个人还没有机会直接参与，但我参与的工作也是一种战争。在美国，同样的工作正在独立地进行。美国科学家做这些工作也是受同样的感受的指引，即这项工作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但是，虽然双方都认为，这种工作对于保持平衡至关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是一场悲剧，反映了世界的悲惨状况——为了维持和平，有必要做如此可怕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否真的在某个时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但至少在（当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确信情况确实如此。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相信现在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而且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做出决定，应在绝对相信其正确的基础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相互理解的点。...... 找出所有的不同点、相同点，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问题上，泰勒博士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我们都关心如何确保热核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我们在原则上存在分歧。其中一个是太空竞赛，即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 我认为，创建这样一个系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觉得，这会破坏世界局势的稳定。这个系统需要巨大成本，不管是建造、部署，还是再建立一个能反过来再对抗它的系统（能够对抗这样一个系统的进攻性系统）。”

多年的抗争消耗着萨哈罗夫的生命，他看起来比很多人都苍老得多。1989年12月14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

尾 声

英国人罗特布拉特、美国人鲍林与苏联人萨哈罗夫，他们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活动，但都有着共同的理念，为了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反对、消除核武器。他们生前几乎是彼此独立地工作，交集不多。

萨哈罗夫参加过第155和164届的帕格沃什 （Pugwash） 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也在场，想必他们有过短暂的接触。在萨哈罗夫遭遇迫害之时，罗特布拉特也曾对他施予援手。

鲍林与罗特布拉特都是1955年7月发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签名者。鲍林参加过第2、3、11、15届的帕格沃什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在场。

萨哈罗夫在1978年曾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呼吁，释放三位被苏联当局关押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奥尔洛夫 （Yuri Orlov） 、数学家博隆金 （Alexander Bolonkin） 和生物学家科瓦列夫 （Sergei Kovalev） ；1981年，萨哈罗夫再次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释放这三位苏联科学家，以及科瓦列夫的儿媳妇。这一年，除了公开求援信外，萨哈罗夫再次给鲍林单独写信，恳求他帮忙敦促苏联当局释放他的儿媳妇。

图7 1981年6月，萨哈罗夫再次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敦促苏联当局释放三位苏联科学家。

1980年萨哈罗夫被放逐到高尔基之后，1981年4月，鲍林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赫茨伯格 （Gerhard Herzberg） 致函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和加拿大驻苏联大使，要求 “结束对萨哈罗夫的监禁”。该年8月，鲍林再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释放萨哈罗夫，但一样石沉大海。1983年中，鲍林给苏联科学院和苏联总理安德罗波夫 （Yuri Andropov） 发电报，邀请萨哈罗夫来鲍林主持的科学与医学研究所做研究。得知这一提议后，萨哈罗夫公开宣布他愿意移民，但苏联拒绝给予他出境签证。

鲍林的这些努力没有起到作用，他最终也没能和萨哈罗夫见过面， 1983年1月，他说——

“当然，我是受到骚扰，没那么露骨…… 不许我参加各种科学会议。当然，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th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也威胁我说，藐视参议院要坐一年的牢…… 总之，没那么糟糕。我没像苏联科学家受到的对待那样，那么惨…… 上个月我受最高苏维埃的邀请来苏联，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我确定是被邀请的，因为是在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十年后，他们授予我国际列宁和平奖。我到了那以后，给了一份我想见的人的名单，包括萨哈罗夫。我想和他谈谈。但我没能见到萨哈罗夫。 ”

罗特布拉特、鲍林、萨哈罗夫，为了最终消除核武器，他们三人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奋斗，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是知识分子良心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精神值得铭记，他们未竟的遗志还有待后人去实现。

《知识分子》资深主笔

尚存进取之心

邸利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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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姜丝鸭

创业成功的典型

经典案例 ——冯仑、潘石屹

【巧思妙计挖到首桶金】

1991年，冯仑、王功权等人在海南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之后潘石屹也加入其中，组成了“万通六君子”班底。

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名头不小却囊中羞涩，账面上只有3万人民币，但冯仑他们却满脑子干大事、发横财的思想。

当时，海南房地产市场火热。六兄弟认为，这个生意可以往大了干。不久，他们发现一个机会：有8套别墅正在出售，如果盘下来倒腾一番能够挣大钱。

做下这个项目要2000万左右资金。3万块本钱要撬2000万的盘，绝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但冯仑他们却不认为自己没有成功的可能。

一番挖空心思后，他们憋出一个坏坏的好主意——找土豪合作，并很快找到合适的对象：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

冯仑向先这位老板展望了倒卖房地产的大好前景，也展现了自己和兄弟们的能力与实力，然后假装顺便地与老板讲，眼下就有个十拿九稳的别墅项目，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带你一起干。老板听得入迷，欲知详情之际，冯仑轻描淡写地抛出了自己早已精心谋划的棋局：我们出1300万牵头做，你出500万跟随。

听到冯仑他们敢出1300万，这位老板转身就把500万打入了名字很唬人的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

拿着这500万，冯仑气宇轩昂地走进银行办公室，说服银行给了他们1300万按揭贷款，然后完成项目，挣到第一桶金。

经典案例——王嘉廉

【透支信用卡作为创业启动资金】

8岁随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的王嘉廉，是全球第一个把软件公司做到10亿美金年营收的人，也被称为是华人软件业中唯一能和比尔・盖茨并肩挑战的企业家。

作为移民后代，王嘉廉很早就为将来的前途考虑。大学时，他看到《纽约时报》整整两页半都在电脑招聘程序员，认为这个将来有前途，于是学了程序开发。

毕业后，王嘉廉进入到一家电脑公司工作，既编程又推销，学到一身本事。不久，一个机会点燃他的创业梦：一家瑞士软件公司正在美国寻找销售代理。王嘉廉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好这个事情。虽然很遗憾，他没钱去成立公司。

“我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王嘉廉在接受华商名人堂采访时说。之后，他开始行动：自己没钱，找人入伙一起凑。

还不够，他想到一个办法：去申请能够申请到的所有信用卡，透支出最高金额再凑起来。为节约成本，他还找了一个需要劳动力的房东，以给房东干活儿抵消房租。

“这个月收入进来，我们就把上个月的还掉，然后再透支。好几个月，我们都这样周转。”

因为有这段经历，有人问成功后的王嘉廉，你和比尔・盖茨的区别是什么?他说：“比尔不知道饥饿的滋味。”

经典案例——陈江和

【您搞定关系，我干好事情】

陈江和17岁创业。他从向石油公司卖零件慢慢拓展生意，一步步成为石油公司的工程承包商，后来又进入原木加工行业，创办夹板厂。这些阶段，他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做生意，挣得都是勤劳加智慧的辛苦钱。

完成原始积累后，他看上一个新行业：棕榈种植，但遇到个大障碍。印尼政治经济环境复杂，搞大规模棕榈种植要摆平很多关系，得有后台撑腰，而他没有。

没有关系，陈江和决定去建立关系。他说，关系有妈生的，也有你自己去建立的，我们这样的人，只能自己去找。多翻周折后，他找到当时在印尼后台最硬的华人——三林集团老板林绍良。不过，他并不是像大多数生意人那样，带上厚礼，或者送上一大笔去请林绍良帮忙，而是借机把林绍良变成了自己人。

他拍着胸脯告诉林绍良，我没有关系，但我能干。我用我的勤奋和头脑，你用你的关系，我们合作，一起把它做大，赚了一起分，赔了算我的。同样是白手起家的林绍良觉得后生可畏，爽快地答应了。

在林绍良的保驾护航下，他们的棕榈油项目创造了印尼种植业的奇迹，短短5、6年间，就赚到了10多亿美金。

入选华商名人堂并接受我们独家专访的那年，陈江和成功问鼎印尼首富宝座。当初的那10多亿美金利润，正是支撑他后来站上如此高位的重要基础。

经典案例——包玉刚

【借钱出海 成为世界船王】

包玉刚是20世纪香港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他的创业也是徒手开始的。

他先向朋友借钱买了一条破船，然后用这条破船抵押去银行贷款买下第二条船。依此类推，靠着朋友们不需要抵押的借款，他一步步壮大了自己的生意。到后来，他甚至可以运作到不用抵押也能从银行贷款买到新船。

他通过三步做到这一点：第一，和造船厂签订造船的定单。第二，拿着造船定单加上自己的信用，和货运公司签订把船租给对方的出租合同。最后，他找到银行：我订购了一艘价值100万的新船，也和一家货运公司签好协议，船造好后他们就会租下这条船并且担保租金不会有问题。我想请贵行支持让我造好这条船。

船造好后租金有保障，对银行而言就是本钱和利息有保障，自然就痛快放款给他。

经典案例——陈正财

【你的热情和气力，就是你的财富和关系】

陈正财是马来西亚陈大金属桶有限公司创办人兼董事长，也是马来西亚白手起家获得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是很多世界级大公司的金属包装品供应商。

陈正财的父亲育有11个孩子，他排行第七。少时，一家人的生活都来自一间小杂货店，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刚出来做事时，陈正财东拼西凑才买了台小货车，跑个体运输生意。有抱负的他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努力往上钻。

没有钱，没有关系，如何做更大的生意?陈先生的办法是，用力气和真诚去建立关系，用关系去找钱找生意。他在接受华商名人堂采访时回忆，当时，一些学校、社团、商会、工会经常招募义工，这些机构的领导都是有关系和财力的人。他一有机会就去义务劳动，还经常开着车贴时间、贴油费帮忙运东西等等。

时间一长，很多人都认识了陈正财，喜欢上了陈正财，继而有人给他生意，有人给他借钱，有人介绍更厉害的人给他认识，让他路越走越宽广，生意越越做大。

“年轻人一定要记住，只要你有一颗上进的心，无论什么出身，你都不是一无所有。你有力气，有智慧。但你要先奉献。奉献出来你的心，你的能力，让人家认识你，了解你，然后给你机会。”陈正财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年轻人，要思考如何让光阴变黄金。

他们拿钱砸哈佛教授，只为让你吃下更多糖

这几年，“糖”似乎变成了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各种精致大V、健身博主天天喊着吃糖毁一生，拒不吃糖的生酮饮食也成了许多减肥人士奉为圭臬的存在。

但其实， 关于糖的风险，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

50年代，美国科学院发现，饮食中有导致冠心病的两大“疑凶”：一个是脂肪和胆固醇，另一个就是饮食里添加的糖分——像调味用的白糖、红糖、蜂蜜、糖浆，甚至果泥、果酱、浓缩果汁等等，统统都有罪。

但奇怪的是，很快，关于糖的危害的声音便越来越弱。 到80年代时，几乎所有人 都相信，糖是无辜的，脂肪和胆固醇才是健康杀手。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悄悄动作，只为让人们吃下越来越多的糖。

1943年，世界仍在二战的硝烟里摸索着未来。

那一年，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那年的糖，是可以拿来“炫富”的金贵玩意儿。在美国，一磅（差不多9两）糖的价格，足可以买一加仑（差不多4升）牛奶。更重要的是，光有钱未必能吃到糖，还必须有“糖票”。即便如此，糖依然供不应求。

媒体只好发动宣传，号召大家少吃糖。

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和“糖”息息相关的机构悄然成立了。它叫做糖业研究基金会，也就是未来的 美国糖业协会 。它的背后，是美国的整个制糖产业。

它不关心战乱，也不在意炫富。

它找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塞尔·基斯（Ancel Keys）教授，悄悄给了他 36000美元 （差不多等于 现在的约27万美元 ），请他研究“人体中糖的代谢”。

基斯拿了钱，但他之后最主要的研究却并不是糖的代谢。

毕竟，要让一样东西看起来更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其它的东西看起来更差。就像咱们小时候，决定你爸妈认为你有多优秀的，往往是“别人家的孩子”的优秀程度。

对糖来说，也是如此。 基斯对糖的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脂肪有害”的理论。 他说，脂类（脂肪和胆固醇）正是导致冠心病的元凶。

当时，科学家们正为冠心病的饮食原因争论不休，不光脂类日子不好过，糖也一样遭到了质疑，糖业大佬们因此颇为头疼。但糖业研究基金会的老大亨利·哈斯（Henry Hass）却从基斯的理论中看到了难得的商机。

哈斯的计划，是推崇低脂饮食。

因为在当时的美国饮食里，脂肪提供了大概40%的热量，低脂饮食要把脂肪热量的比例降到20%。所以，这20%的热量差额，当然得通过吃点儿别的找补回来！

因此，哪种食物能占据脂肪空出的这20%热量的江山，哪种食物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也就能攫取更多的利润。

——这正是哈斯的天才想法， 让糖来占据脂肪让出的这20%热量差额。 1954年，他在美国糖用甜菜技术协会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设想，并表示，这个策略可以让每个人吃糖的平均量比当时增加33%。

这等大好前景，哪能坐视不理！于是，制糖产业决定投入60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500多万美元）来告诉“那些从未学过生物化学的人……正是因为糖，我们每个人才能得以生存，并有力气面对每天的生活。”

同时，1958年，基斯发表了著名的“七国研究”——他在全球7个不同国家都发现，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和冠心病发病率相关。这进一步增强了“脂肪有害糖无害”的观念。

但不久，糖业协会就发现，高糖低脂的饮食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美好健康。

对于糖业协会来说，60年代是紧张而压抑的。他们急迫地寻觅着可能的出路。

1962年，美国医学协会食品与营养顾问团在美国医学协会会刊上发文表示， 低脂高糖的饮食可能会导致胆固醇升高。

紧接着，1964年，英国生理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说， 导致冠心病的元凶并非只有脂肪， 蔗糖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对医学领域有点了解的人大概知道，这种论文的影响力，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忽略掉的。

糖业协会相当发愁，内部会议和报告对此讨论了一轮又一轮。负责盯这事儿的是糖业协会的二把手兼科研总监，约翰·希克森（John Hickson），他建议“通过科研、宣传和立法方面的努力，来驳倒那些需要反击的公众观念”。

他还提议，找些营养方面的专家，一起看看这些说吃糖不好的论文里有些啥弱点，也好精确打击。

于是，1965年，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系主任弗雷德里克·斯塔勒 （Frederick Stare）应糖业协会的邀请，作为特别委员加入了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

斯塔勒在业内赫赫有名，美国科学院、美国国立心脏研究所、美国心脏协会都曾请他做过顾问。糖业研究基金会有他背书，无疑多了一块重量级的砝码。

而且，对于科学家在产业界任职及敛财，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管控。所以当时，斯塔勒在糖业协会中的角色，一来没有管控，二来不用对公众披露。 也就没有人知道， 他的各种建议与看法背后，究竟是科学，还是交易。

只是从此，营养领域的科学研究背后，开始隐约浮现糖业协会的影子。

就在斯塔勒加入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这一年，糖业协会批准了一个“ 226号项目 ”。

226号项目披着“科研项目”的皮，但实质上可以说是个公关项目——说白了， 就是砸钱请科学家来制造对糖业有利的论文。   

糖业协会财大气粗，为一篇论文砸下6500美元，接近现在的5万美元——差不多是如今一个博士后研究员在美国一年的工资。

当时那6500美元付给了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 的两位教授： D·马克·赫格斯特德 （D. Mark Hegsted）和 罗伯特·麦克甘迪 （Robert McGandy）。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关于蔗糖和果糖代谢危害的论文，并写出一篇相关的综述——就是对这些论文进行一番评头论足。

这其实有点儿像现在的美妆博主，搜集一堆产品一一点评。至于评价的立场是客观事实还是钱钱，就只有他们自个儿知道了。

我们能了解到的，是其中一位教授赫格斯特德写给糖业协会的信：

“我们非常清楚你们对碳水化合物（糖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的特殊兴趣，我们会（在综述论文里）尽可能地覆盖这方面内容。”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系主任，也就是已经加入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斯塔勒，自然也未能置身事外。他负责指导这篇综述的写作。

但是，这篇综述的写作并不顺利。当时在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研究团队，每次几位哈佛教授写完综述准备结稿的时候，那个团队就会发点新论文出来，说吃糖和胆固醇升高有关。于是几位教授就只好再次改稿，以便将这些新论文囊括进来，进行评判。

这个过程估计比较苦逼，以至于赫格斯特德教授中途给糖业协会写信吐槽：“每次那个爱荷华州的研究团队发表一篇论文，我们就不得不重写一段来反驳他们……”

就这么反复修改了近一年半，终于有了一个令糖业协会满意的版本。糖业协会二把手兼科研总监希克森写给教授们的信件里，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开心：“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非常期待它的刊出。 ”

1967年，这篇综述论文终于登上了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署名是哈佛的那三位营养系教授。我特地扒出了这篇论文的全文：

一看之下，叹为观止。

说真的，我们现在总说网上有些文章带节奏啥的，比起这篇论文，统，统，弱，爆，了！！！

记不记得前面提到过，糖业协会二把手希克森曾经提议， 对说吃糖不好的论文实行“弱点精确打击” ？ 现在这个计划完美地变成了现实。

三位哈佛教授写的这篇综述论文，先通篇讲述脂肪摄入如何和胆固醇升高有关，然后仿佛不经意间提起某个关于糖的著名研究，用轻飘飘的语气开始历数这个研究各种或大或小的毛病。

至于这些研究有什么重要的发现？那当然是只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更不会提起，这些研究都一致地发现了吃糖和胆固醇升高之间的关联。

那么，论文里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些什么内容？自然是脂类摄入与胆固醇升高的关联。这时候，作者们似乎完全换了一套标准，不再锱铢必较地挑剔研究的每一个细节，而是重点强调了这些研究的结论，以及它们对饮食指导的重要意义。

多么巧妙的笔法， 貌似无意地推崇了说脂类有害的研究，同时不着痕迹地打压了那些说吃糖不好的研究。

嗯，这套操作，完全可以去知乎上回答问题“什么是‘双重标准’？”

同时，三位写综述的哈佛教授按照科研惯例，在综述的末尾写下了自己接受的所有科研资助和经费，但不知为什么， 独独没写糖业协会的那笔钱。

这篇综述论文大大挫伤了学术界“反糖派”的元气，毕竟，“吃糖和冠心病有关”这一观点的提出者尤德金，他的研究正是这篇综述中重点打击挑刺儿的对象。

至此，糖业协会226号项目的目标完美达成。而且由于这几位教授没有披露这笔资金， 因此这背后的利益牵扯自然也瞒天过海，无人知晓。

而制糖产业也从此尝到了甜头，开始在科研领域频频动作。

在那之后，制糖产业开始不断资助许多关于冠心病及慢性疾病的研究，以求让学界观点对自己有利。

同时，身为糖业协会科学顾问的哈佛营养学系系主任斯塔勒，也开始在媒体上公开为糖业协会站台。

1971年，美国国立牙科研究所发起了国家龋齿项目，本来的目标是限制民众的蔗糖摄入。制糖产业眼看大事不好，赶紧贴了上来。可是吃糖对牙不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怎么办呢？

制糖产业依然有办法。他们资助并参与各种相关研究，同时借这个便利，偷偷排挤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研究项目。最终，国家龋齿项目收到的研究报告里，近80%都拿了制糖产业的资助。 而国家龋齿项目的重点，也硬生生地从限制蔗糖摄入，给改成 了龋齿预防方面的牙科学研究。

不是没有反对吃糖的声音。像前面提到的英国生理学家尤德金（也是“反糖派”的领军人物），还有美国农业部的谢尔登·赖泽（Sheldon Reiser）和朱迪丝·哈尔弗林奇（Judith Hallfrisch），都指出过糖对健康的潜在危害。

但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塔勒、安塞尔·基斯等糖业研究基金会“自家”科学家的攻势之下，这些反对的声音也都渐渐沉寂了。

1973年， 当年收了糖业协会钱的哈佛教授之一， 赫格斯特德， 当选了 美国科学院院士 。

1976年，由制糖产业资助的论文影响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对糖的安全性的评估， 将糖评定为非常安全的食物。

FDA的认定给这场漫长的辩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点。普通大众自然是听从FDA的意见——FDA都说吃糖安全，那肯定是特别安全了。于是，糖的消费量逐年攀升，不只是蔗糖，还有后来生产成本更低的高果糖浆。

同时，1978年，赫格斯特德加入了美国农业部，负责人类营养方面，并参与美国膳食指南的编写。后来，他还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而美国，还有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 肥胖及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长。

直到21世纪。

2002年，《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What if It's All Been a Big Fat Lie?》（要是那些关于脂肪的说法是个弥天大谎，该怎么办？）。

渐渐地，有一些领域内的科学家开始发声，质疑糖对健康的安全性。而这，距离FDA在糖业协会的影响下认定吃糖无害，已经过去了近30年。

糖与脂肪的论战又一次登上了舞台。

2017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涉及五大洲的共18个国家，发现脂肪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反而是 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与死亡风险息息相关——而糖，正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风向，似乎变了——也可能是因为当年那几位哈佛教授都已作古。在《柳叶刀》上这项大型研究发表之后，关于糖的负面消息便不断传来。仅仅今年一年，就有多项长期跟踪研究表明， 含糖饮料（包括纯果汁）不仅和高糖尿病风险相关，还和患癌风险增高有关。

还好“糖”是个死物。这要是个明星，恐怕经纪人要哭死了。

而在中国，这些年来，食糖的消费量一直在上涨。

近年来，中国全国每年食糖的消费量在 1500万吨 左右，每年 增长 最多可达 20万吨 。

而同时，“万圣节”的活动，也从美国流传到了国内大城市，“不给糖就捣蛋”的广告，带着浓烈的配色，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刺激着所有人——包括孩子们的眼球。

可你知道吗？万圣节夜的活动，最初不过是穷苦的家庭，在这个纪念亡灵的深秋夜里沿街敲开各家的门，用为这家的亡灵祈祷为条件，换取一点果腹的食物。当这个习俗从爱尔兰传到美国后，孩子们开始借此在邻居家捣蛋， 而要想阻止孩子们捣蛋，给些甜甜的南瓜就足够。

不知是哪位天才的糖果商看出了其中的商机，渐渐地， 糖果取代了南瓜 ，“不给糖就捣蛋”成为了万圣节的固定口号。而每年10月各处的糖果大卖，也让糖果商们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

而这个 纯商业 的活动，如今已在中国渐渐铺开影响。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每年的食糖消费量，依然在不断增长。

制糖产业，不只在幕后操纵了科学，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你吃下去的每一克糖，也许并不单纯是因为你想吃糖，还悄悄藏着制糖产业盈利的渴望。

但这一切对健康的影响，却终归得由我们自己承担。

致谢：感谢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生@花瓶为本文提出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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